忆搬家往事　看西农发展 

　　对于家庭观念很强的中国人来说，“家”的意义不仅仅是一所房子。 家是身的居所，心的寄托，生活的希望所在，也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有了家心才能有所依靠和保障，心灵才有一个栖息抚慰之地。

　　我自从1964年来到西农任教至2000年退休，36年间，一共搬过11次家，平均3年多就要搬迁一次。“搬家”成了我在西农工作期间，印象最深刻的事件之一。校园的各个方位我几乎都住过，“五台山”上下也都留下了我居住过的美好回忆。虽然搬迁频繁，但因每次搬家，居住条件多少都有所改善，而且每到一处，还能结交一批新朋友，加之当时的全部家当，还装不满一辆架子车，所以对于搬家这件令多数人头疼的事情，我却从未感到过厌烦，反而一直心存感激，对未来的新住所充满了向往和憧憬。

　　1964年暑假，我由西安外国语 学院分配来西北农学院（西农）时，先临时借住在六舍的招待所，同年10月，才将我安排到五舍东头的一 个三人大房间。当我打开三个多月没有解捆的行李卷时，让我大吃一惊，老鼠已在被子里面做了一个安乐窝。我的另外两位室友年龄都比我大，其中一位张老师已经结婚且有一个小姑 娘，他爱人在宝鸡工作；另一位邓老 师家在广西，他们对我都十分关照，无论是教学工作，还是生活起居，经常给予指点和帮助，我们之间关系十分融洽。本来是两人合用的一个书架，张老师见我书籍讲义太多，主动让我占用三层，他只用一层。还记得有一个冬天的晚上，我们都已经睡下了，突然听见有人敲门，原来是张老师的爱人出差路过西农，顺便前来探访。我们立即穿好衣服，邓老师二话没说，捲起被褥搬到实验室去睡，我则敲开隔壁宿舍的房门，同另外一位老师挤在一张单人床上过了一夜。张老师为此一直感到内疚，而我们只是一笑了之。

　　时间到了1967年的国庆节，我准备结婚，托教研室领导帮忙，在七号房借了一间婚房，借期两周。在借来的房子里，我们举行了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“革命化婚礼”，给双方的同事们买了些花生糖果，还为大家背诵了几条毛主席语录，在欢笑嬉闹声中，就算是完成了结婚仪式。

　　两周过后，学校给我在西南区二号房分配了一间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子。这间房子原本是个杂物间，面朝北而且只有一个小窗户，很难见到阳光。室内只能支一个单人床拼一块木板，再勉强摆放一张单斗小木桌，所剩空间已经很有限了。就是这么一间陋室，我当时也感到很是满足，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，总算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“家”。俗话说，“吉人自有天相， 好人自有人帮”。虽然居住条件简陋，我的人缘关系却一直很好，不论我搬家到何处，左邻右舍对我都十分热情和关照。隆冬时节的周末，当我从“五七干校”回家时，有人提前就帮我扫掉了窗台和门口厚厚的积雪；邻居蔡奶奶看到我屋内脸盆中的水和毛巾都冻得邦邦硬，担心我两岁的女儿受冻，立即从她家中夹来一块燃烧正旺的蜂窝煤帮我生着炉子；好心的路妈妈还专门给我提来一热水瓶开水。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，与我为邻的著名奶山羊专家刘荫武教授，有一次要去成都出差讲学，临行之前特意到家询问我，需要什么东西他可以帮我买。我当时半信半疑地说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请您给我捎一张竹凉席和一个竹 门帘。大约过了十天左右，当刘教授亲自将这两样东西交给我时，我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人家一个大名鼎鼎的教授，对我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教师，能做如此关怀关爱、言而有信，这种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着实让我既钦佩又感动。“诚朴勇毅” 的校训精神，在这些老一辈科教专家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和体现。

　　时间一天天地流逝着，转眼到了1971年的4月，“五七干校”解散，我又返回了学校。同年6月，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，一家四口蜗居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，实在太拥挤了。学校及时发现了我的困难，决定让我搬到东北区东四排去住。那里的条件比二号房强多了，一个长长的风雨走廊下，整齐排列着10多间砖混结构的单间，面积大约有20平米左右，门前有公用水管，东边紧邻教工食堂，工作生活都很方便。

　　到了12月份的有一天，学校突然通知我和另外两名外语老师去宝鸡军分区，对驻地战士进行外语喊话培训一周。培训结束我们返回学校时，天已完全黑了，当我放下行李去向邻居索要钥匙准备开门时，突然发现房门是虚掩着，我原以为是走错了门，推开房门的那一刻，我几乎惊呆了：室内一片狼藉，除了散落满地的麦草外，所有的东西都不翼而飞。经询问得知，工宣队为了便于集中管理，将我搬到学校最西南角的新西二院去了。这是我在西农的第六次搬家，也是唯一一次未经同意由别人代替我搬的家。

　　新西二院由前、后两排砖木结构 的平房组成，都是芦苇杆席顶棚，门前同样有一个公用水龙头，西侧各有四间小厨房，当然只能分配给“够资格”的住户使用。我在前排住了4年， 直到1975年时，又将我调到了后排，并幸运地也分到了一间小厨房，从此 结束了在树荫下露天做饭的历史，我 感到十分满足。当时在我家复习功课 准备高考的新疆侄女，晚上只得将床板一头搭在灶台上凑合着过夜，第二天清早赶快拆掉。而最大的不便还是寒冬夜里的如厕问题。因为担心夜里上厕所，我们晚饭不敢喝稀饭而改吃面条，晚上九点以后也尽量少喝水。当时我的课程很重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备课、批改作业，还翻译了几十万字的农业科技文献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 为了不影响家人的休息，我在六十瓦 的电灯泡上罩了半张报纸用来遮挡光线，不料时间长了，报纸被灯泡烤焦而燃烧了起来，幸亏我扑救及时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我在新西二院一共住了10年，时间最长，印象也最深。浓浓的邻里情和一桩桩暖心的往事，至今还经常在我的梦境中浮现。

　　由于新西二院要彻底翻修改建，1982年暑假，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又搬到位于“五台山”脚下的新农村西楼。虽然这座楼房始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， 经历了30多年的风雨沧桑， 外表和内部设施都显得相当破旧，但毕竟是楼房套房，我平生第一次住上带有单独厨卫的套房，总算免除了平房如厕之苦，孩子们高兴地又蹦又跳，第一晚竟忘了关闭厨房和卫生间的电灯。“世间哪能全如意，万事只求半称心”。住房条件是得到了改善，可是我上课的距离却变远了，尤其是 雨雪天气，坡路湿滑，提着一台笨重的录音机上下“五台山”很是不便，  但我还是努力工作，信心满满地坚持了三年。1984年，我和我爱人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　　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，学校沿着“五台山”南坡修建了7座职工住宅楼。我校各级领导一直对教学任务繁重的一线教师关怀备至，考虑到我上课不便的具体困难，于1985年5月，在新建成的14号楼二层为我分配了一套住房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搬进新楼房，也是向山上攀登迈出的第一步。新房有两个南间，厨卫齐全，楼下还有一小块“自留地”，我种了些花椒和月季。园艺系老师还特地送我一棵葡萄苗，长势旺盛，一直从地面爬上二楼，每年秋天硕果累累，一串串成熟的葡萄犹如紫红色的玛瑙，着实喜人，我邀请上下邻居都来品尝，成了当时一道风景。我在这里一共住了7年，由于两个女儿先后即将参加高考，在一个房间里学习经常相互干扰，偶尔也发生一些小摩  擦。于是在1992年底又搬到10号楼的一个三居室，我又沿着“五台山”向上攀登了一步。在10号楼居住的这段时间，是我一生中最忙碌辛苦也是最充实的一段时光。我除了要正常上课以外，还担任着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兼副系主任工作，同时还要准备升职称必需的各种材料。教学、行政两付重担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，整天忙得团团转，节假日加班加点已成常态，每晚12点以前很少睡觉。盛夏时节，由于长时间伏案工作，胳膊肘与桌面之间已被汗水湿透，不得不用一块干毛巾垫着；有时深夜实在睏得睁不开眼，就用凉水冲一把脸让头脑清醒一下，再继续工作， 真可谓是“甘  苦自知”呀。

　　上个世纪90年代，国家实行住房制度改革，我们学校决定采用集资的方法，在东南区新建一批住宅楼，  包括两座教授楼，当时我也报了名。经过几年的施工新楼陆续落成。我于1996年6月终于搬进了20号教授楼， 这是我在西农的第十一次搬家，也是我最后一次搬家。朋友们开玩笑说，我这是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。这里区位较好，距离教学楼、校医院及职工活动中心都很近，曾有人戏称此地为西农的“金三角”。房子虽不算大，但水电暖气配套齐全，80多平米的 面积对我们两人来说，已是绰绰有余了。比起当年一家四口，蜗居在不到10平米的杂物间的情景，真有天壤之别。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，感谢学校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。

　　一片树叶能感知大气的冷暖，一滴水珠能折射太阳的光辉。作为一名 普通教师，我30多年来住房条件从蜗居到适居的不断提升改善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国家和学校的人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。如今的西农校园，到处高楼林立，一排排改造一新的职工住宅楼，错落有序地掩映在鲜花绿树丛中，西农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花园学府”。令我感到无比荣幸和自豪的是，我也是这场巨变的见证者、参与者更是受益者。

　　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 程、建功新时代，以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年及我校建校90周年大喜日子里，我衷心祝愿我们学校各项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；祝愿我校在“双一流”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再创辉煌！